小米6.35亿北京拿地,拟用于建设新能源汽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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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6.35亿北京拿地,拟用于建设新能源汽车工厂近日,因水位下降,四川(sìchuān)安岳书房坝(bà)水库的水下佛像和石狮露出重现,这一“水下佛国”再度引起网友关注。
6月19日,红星新闻记者实地探访了解到,这一“水下佛国”在2020年被外界知晓后开始“走红”。当地(dāngdì)文保员邓永福表示,自1974年水库蓄水以来,佛济寺被水淹没的摩崖造像几乎每年(měinián)都会露出(lùchū)佛头,连同地势更低的石狮完整(wánzhěng)露出也出现(chūxiàn)过10多个年份,每年露出时间有两三个月。2020年以来,有三年完整露出。
▲枯水季节露出的(de)佛济寺摩崖造像
对于露出水面的佛像和石狮,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专家建议(zhuānjiājiànyì)不破坏原貌,实行水下保护(bǎohù)。露出水面的时段,要禁止烧香拜佛(shāoxiāngbàifó),并设立文保员。
半世纪前水库蓄水枯水期(kūshuǐqī)佛头会露出
佛济寺摩崖造像在2012年被确定(quèdìng)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76岁的邓永福是(shì)此处的文保员,也是当地居民。
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书房坝水库在1974年蓄水后,佛济寺的(de)(de)一对石狮和(hé)一块巨石上的摩崖造像便淹没在水中。但几乎每年(měinián)枯水季节,摩崖造像的佛头都会露出水面。遇到干旱年份,被淹没的摩崖造像会完整露出,地势更低的一对石狮也会露出。
▲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fújìsì)摩崖造像
“(被淹的(de)摩崖造像和石狮)有10多年完整露出(lùchū)过,每年露出两三个月,涨水后又会(huì)被淹。”邓永福还说,2020年以来,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几乎每年都会露出,其中有三年完整露出。因为(yīnwèi)近几年受到外界关注,每年枯水季节,都会有游客前来游玩。
▲枯水季节(jìjié)露出的佛济寺摩崖造像
据了解(liǎojiě),安岳石窟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宋,现存(xiàncún)230余处10万余尊摩崖造像,享有“中国石刻之乡”的美誉。
今年(jīnnián)石狮和20多个佛像完整露出,
专家建议不(bù)破坏原貌,实行水下保护
6月19日,红星新闻记者在佛济寺摩崖造像(zàoxiàng)现场看到(kàndào),石狮和一块巨石四周雕刻的20多个佛像在今年完整露出,“捧绣球”的石狮在水库(shuǐkù)边相视而坐,仿佛(fǎngfú)在对话一般,巨石四周的佛像各不相同,刻得栩栩如生。在地势更高的崖壁上,还有部分常年可见的摩崖造像。
▲枯水季节露出的石狮(shíshī)
据安岳官方2020年发布的消息,书房坝水库始建于(yú)上世纪70年代,汇水面积130多平方公里。水库建成(jiànchéng)后,分布在水域(shuǐyù)边上的佛像有的被(bèi)(bèi)淹没在水中。其中,历史悠久的圣灯寺被淹没,数以千计的佛像溺于水中,罗汉寺、佛济寺被部分淹没。枯水季节常有佛像露出水面,有的则永远藏于水下。
2020年,书房坝(bà)水库“水下佛国”之所以引发(yǐnfā)关注,源于罗汉(luóhàn)寺、佛济寺摩崖造像“重见天日”。其中,佛济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29个、造像69尊(zūn)、石塔(shítǎ)1座、碑刻题记4通,石窟开凿(kāizáo)于清代,造像内容以罗汉、十菩萨、七佛、天王、弥勒佛等为主。罗汉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43个、造像155尊、浮雕石塔3座、题记9通,石窟开凿于唐代,宋代续有雕刻。
6月19日,安岳石窟研究院(yánjiūyuàn)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尤其是最近几年,佛济寺和罗汉寺在枯水(kūshuǐ)季会露出水面。为此,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实行水下保护。露出水面的时段,要禁止烧香拜佛,并设立(shèlì)文保(wénbǎo)员。目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济寺有一名专门的文保员,文物点罗汉寺有一名当地(dì)自发的管理员。此外,现场还安装了监控等设施,通过(tōngguò)“人防、技防、犬防”以加强保护。此外,为更好(gènghǎo)地保护这些文物,他们还会考虑现场环境整治等。
云冈石窟遗失百年(bǎinián)的"佛眼"回归:系男子在地摊上偶遇
一枚流散百年(bǎinián)的疑似佛眼,前不久回归云冈石窟。
这枚表面覆盖黑釉的陶制眼球,至今光可鉴人,与(yǔ)云冈石窟中仍保留在(zài)原位的陶眼酷似。
这枚陶制眼球的捐赠者为太原市民田亦军。2006年,田亦军在大同体育场外围路边的古玩地摊上偶遇这件黑色的陶器,卖主也不(bù)知道这是(zhèshì)何物。田亦军对(duì)古瓷器有所了解,但(dàn)从未见过这种器型,出于好奇便买了回去。
直到(zhídào)近(jìn)20年后,田亦军偶然见到一张照片,发现照片中藏于日本京都大学(rìběnjīngdūdàxué)人文科学研究所(yánjiūsuǒ)的云冈第8窟陶眼,与自己多年前购藏的陶器极其相似,便主动联系云冈研究院。如果确认是云冈石窟的佛眼,他表示愿意无偿捐赠。
今年3月,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云冈石窟博物馆原馆长(guǎnzhǎng)赵昆雨受托赴(fù)田亦军家中见到陶眼,并带回大同开展鉴定。
围绕这件陶眼身份的(de)鉴定,以及更多云冈陶眼的下落之谜,还有很多值得(zhíde)探讨的问题。
云冈第19窟佛像(fóxiàng),双目眼球都已脱落 本文图/赵昆雨供图
佛眼争议:是辽金(liáojīn)文物,还是瓷拍子?
云冈佛眼(fúyǎn)回归信息披露后,一些网民提出疑义,有人认为这件陶器酷似瓷拍子。瓷拍子是制作陶器时,用于拍打陶器表面(biǎomiàn)的工具。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在鉴定工作开展之初就已列入考虑范畴。赵昆雨对《中国(zhōngguó)新闻周刊》说,这件陶器抵达云冈后,经过了专家反复论证,首先(shǒuxiān)考虑到的(de)可能性,就是研磨器或者瓷拍子。瓷拍子通常(tōngcháng)表面较平整,而这件器物明显呈凸起的球状,表面釉色细腻,光可鉴人。
至于研磨(yánmó)器的(de)猜想,为了达到研磨效果,研磨器一般都制成碾盘般的粗齿面,这件(zhèjiàn)陶器表面也并无研磨痕迹。而且器物来自大同地区,专家的意见倾向于佛眼,但也不排除其他功用。
“为(wèi)什么呢?因为不同于其他可供比对的陶瓷器,陶眼之器,典型性特质很少,可参照的案例(ànlì)又严重匮乏。”赵昆雨说,近些年,云冈(yúngāng)研究院致力于对流失造像进行深入调查(shēnrùdiàochá)与追踪,“这件器物如果确系云冈佛眼,那就万幸,我们争取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不是,也为今后(jīnhòu)研究造像眼球提供了借鉴。文物鉴定本身,需要不停地论证”。
中国文化遗产(yíchǎn)研究院原副院长、二级研究员詹长法曾主持多项国家石质及石窟遗产保护研究与修复工程项目,他对(duì)《中国新闻周刊(xīnwénzhōukān)》说,鉴定陶眼归属,需要综合艺术风格、材质工艺、考古学及科技手段分析(fēnxī)。
近日(jìnrì)回归云冈石窟的疑似陶眼
比如艺术风格方面,可以根据云冈石窟(shíkū)佛像细长眼型特征、不同时代造像风格特征,对比陶眼的艺术风格来判断。材质工艺方面,石窟佛像材质具有地域特征,疑似眼珠若材质成分与(yǔ)特定(tèdìng)石窟一致,或(huò)含相同的特殊添加剂,可作为鉴定依据;眼珠彩绘风格或雕刻细节若与特定石窟工艺吻合(wěnhé),也可溯源关联性。
一些考古学和科技分析手段,也可以派上用场。詹长法说,通过光谱和质谱分析,可以对佛眼的(de)材质成分(chéngfèn)进行详细研究,将这些分析结果与石窟佛像材质数据库进行比对,可以增强关联性判定。2022年,龙门石窟修缮中,考古人员在(zài)卢舍那大佛(dàfú)右侧胁侍普贤菩萨造像的眼睛(yǎnjīng)里,发现了成分为二氧化硅和铅的琉璃眼珠,经鉴定,其成分与古代琉璃一致。石窟造像中保存(bǎocún)大块片状唐代琉璃实物,实属罕见。
陶眼体形都不大,并不昂贵,却为造像赋予灵性的(de)神采。
云冈石窟博物馆里收藏着数枚陶眼,这些陶眼形状、尺寸各异,主要有蘑菇形和圆锥形两种。其中(qízhōng)最大一枚呈圆锥形,直径11.5厘米(límǐ),高14.4厘米。此次(cǐcì)发现的疑似陶眼高7厘米,头部(tóubù)呈半珠状,直径10厘米,尾部为直径4.5厘米的平底,约一斤重。
北魏时期,云冈石窟造像(zàoxiàng)都是纯石雕的细眉长目,为造像额外安装眼球,是在辽金至晚清时期。据统计,云冈石窟共有16个(gè)洞窟计76件(jiàn)造像加装过眼球,涉及佛像、菩萨、供养天、力士等雕像,今存者(jīncúnzhě)仅剩10余件(yújiàn)。从残迹看,当时嵌入石雕部分的眼球球柄,有漏斗形,也有平底状。
詹长法说(shuō),在“凉州(liángzhōu)模式”和“云冈(yúngāng)模式”影响(yǐngxiǎng)下建造的石窟,如敦煌、龙门等石窟,北朝及之前通常不嵌入眼珠,而是通过刻制或彩饰表现眼部。到宋金时期,介休窑、鹤壁窑等著名窑场制作(zhìzuò)过半球形的陶质“摩尼珠”,或许曾被用作佛眼。敦煌石窟装配眼珠的造像,普遍为清代重塑的像;响堂山石窟未见辽金装配佛眼的明确记载;天龙山(tiānlóngshān)石窟现存资料仅记载佛眼遭窃,未说明装配技术。
现藏于(xiàncángy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云冈第8窟陶眼
“云冈石窟是当前仅有确凿证据(quèzáozhèngjù)显示(xiǎnshì),在(zài)辽金时期广泛配置佛眼的石窟寺院。其余石窟寺院或因史料缺乏记载,或因考古发掘不充分,未找到相近举措。”詹长法说,这一现象与辽金政权对云冈石窟的特殊重视,以及佛教艺术在当地的发展密切相关,进一步凸显了云冈在辽金时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zhōngxīn)的重要地位(dìwèi)。
在石头上钻孔安眼球(yǎnqiú),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辽金时期安装(ānzhuāng)眼球工程,与佛教艺术的进步、琉璃工艺的完善以及对佛像灵性象征的注重紧密关联。詹长法说(shuō),当时的匠人在承袭北魏风格的同时,结合了辽金本土美学,特别强调(tèbiéqiángdiào)佛像装饰性与灵性的呈现。
多年以来,在(zài)各类纷繁紧迫(jǐnpò)、千头万绪的文物保护工作之中(zhīzhōng),陶眼尚未上升为一个受关注的议题。“对佛眼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赵昆雨说。
1992年至1993年,在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发掘时,一枚指甲盖(zhǐjiǎgài)大小的佛眼从辽金地层中出土(chūtǔ)。这是迄今唯一一枚真正意义上出自云冈石窟的辽金时代陶眼(táoyǎn),因而没有任何疑义。
这枚陶眼有可能是自然(zìrán)脱落(tuōluò)的。詹长法说,在石刻雕像上安装眼球,需要使用到榫卯和粘接技术,比较难保存,年代一久(jiǔ)容易脱落。因而石窟寺中现存佛眼实例较少,多见于寺院木刻的彩塑造像。
除了(chúle)自然脱落,也有人为破坏的可能。20世纪(shìjì)初,云冈石窟经历了至暗年代,外国不法文物商贩勾结村民,大肆盗凿(dàozáo)云冈雕像,一些造像的眼睛本属后世附装物,极易盗取,所以惨遭厄运。然而(ránér),文物商贩感兴趣的是有艺术造型的雕像,对这些(zhèxiē)光秃秃的眼球并无兴趣,既然(jìrán)没有流通价值,带不来收益(shōuyì),盗凿者多将眼球随手遗弃,仅个别或散落民间。久而久之,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了。这就是云冈佛眼尽管失落那么多,存世者却一目难求的原因。
如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保存着两枚云冈佛眼,均(jūn)“采集”自第8窟内,其中一件(yījiàn)高7.2厘米,直径7.0厘米,原为第8窟北壁上层(shàngcéng)中央倚坐佛的眼珠。2006年,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zài)其《云冈石窟遗物篇(piān)——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一书中(yīshūzhōng)首次披露了这个信息。这是迄今所知仅有的两件散落海外的云冈陶眼。
而很长一段时期,在云冈石窟之外,只有一枚云冈佛眼曾经现身。1985年,云冈石窟迎来这枚重要佛眼的(de)回归(huíguī)。
“送上(sòngshàng)云冈石佛陶眼一件。”当年年初,考古学家、北大考古学系教授(jiàoshòu)宿白给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吕济民致信,开头如此(cǐ)(rúcǐ)写道。宿白在信中介绍:“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但现知(xiànzhī)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
史协和即美国知名博物馆人士(rénshì)史克门,担任(dānrèn)过纳尔逊(nàěrxùn)-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25年。20世纪30年代,史克门在中国留学时,兼职(jiānzhí)为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采购中国艺术品,该馆所藏7000余件中国艺术藏品,一大半由他收集(shōují)采购,包括龙门宾阳中洞最著名的《皇后礼佛图》等绝世珍品。1932年,史克门来到云冈石窟,当时云冈已经警戒(jǐngjiè)严格,盗凿行为受到严格管控,他只从村民手中购得(gòude)了一枚云冈佛眼,花费一块大洋。
河北曲阳北镇定窑遗址(yízhǐ)出土的宋金粗黑釉拍子,即一般所称瓷(cí)拍子,表面平整 图/《文物》杂志
半个多(duō)世纪(shìjì)后,史克门与中国文物界互动频繁,退休后决定捐出这枚佛眼。经由(jīngyóu)宿白牵线搭桥,这枚佛眼回到云冈石窟,至今仍是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的最大一枚陶眼。
这枚陶眼由细腻的胎土烧制而成,大头略凸,圆面,表层涂有厚重的黑釉。烧制时(shí)(shí)留下了近圆形凹坑状疤痕,这是当时将眼球嵌入(qiànrù)眼孔(yǎnkǒng)时,粘接岩石的固定点。为了给这枚佛眼寻找归宿,云冈石窟研究人员研究了全窟眼球空洞的雕像。
赵昆雨说,第19-1窟主尊(kūzhǔzūn)倚坐佛像,高7.75米,双眼球均已失落,留下直径为10—10.5厘米的眼洞,与回归陶眼的尺寸规格基本吻合,可(kě)列为首位排查复位对象。他说,当前3D打印技术十分成熟,只要将此佛眼的复制品打印出来(chūlái),在佛像上进行(jìnxíng)比对,应该很容易(róngyì)准确复位。
复位是一项非常(fēicháng)重要的石窟流失文物研究项目。赵昆雨说,未来希望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能获得支持,启动一项特别行动——对(duì)云冈石窟所有缺失(quēshī)陶眼的部位进行数字扫描,采集其直径、进深、形状等数据信息,对现在犹存(yóucún)的眼球胎土构成进行检测分析、断代(duàndài)。如果再有新的陶眼面世,根据数据库记录的尺寸,就可以(kěyǐ)较快地确定其是否出自云冈,可以复位到哪尊造像上。
云冈第16窟佛像,眼球已经不存(cún)
“复位是最具说服力(shuōfúlì)的。除(chú)此,如果能够运用先进的透视扫描技术手段,探得目前造像眼球嵌入深部的形状是锥形、蘑菇形,或是其他,那就一切(yīqiè)争议都烟消云散了。”他说。
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shānxī)博物院以及(yǐjí)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博物馆里都展陈着回归的(de)云冈文物。赵昆雨(zhàokūnyǔ)觉得,云冈石窟是人类珍贵文化遗产(wénhuàyíchǎn),但其本体是不可移动的文物。这些年,随着一些单体造像的回归,可以让公众有机会在各地博物馆中领略到云冈雕刻的艺术魅力,并借此了解文物流散和回归的故事,完成对云冈石窟历史更完整、更立体的认知。
目前云冈石窟尚未将回归(huíguī)的造像构件回到原位,回到石壁上最初的位置。这是通行做法,回归文物(wénwù)大多收藏于博物馆。已经移位的石质文物回归原位,应该采取何种技术,是否会对现存文物的安全产生影响(yǐngxiǎng),需要仔细研究才能(cáinéng)谨慎实行。
2016年,云冈(yúngāng)石窟来了(le)一位美籍华人,名叫王纯杰,他刚刚向山西博物院捐赠了一件菩萨头像。王纯杰就职于美国(měiguó)佛瑞尔赛克勒美术馆(měishùguǎn),兼任美国一家拍卖行顾问,3年前,他在遴选一场拍卖会拍品时,巧遇一件被藏家标注为云冈第(dì)17窟的菩萨头像。他当即买了下来,阻止了文物再次流散。
王纯杰来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那天,十分熟悉云冈石窟雕像情况的赵昆雨对他说(shuō),这件头像不是第17窟的。王纯杰十分忐忑,以为买错了。赵昆雨带他进入第19窟,指向南壁东龛的一尊残缺的胁侍菩萨(púsà)说,捐赠(juānzèng)的头像属于这尊菩萨。因为雕像头部宝冠的缯带依然保留在石壁上,与头像可以(kěyǐ)“合璧”。王纯杰当即激动不已。
1933年,日本出版发行了山本明《震旦旧迹图汇(云冈石窟)》图集,其中第19窟南壁(kūnánbì)东龛菩萨依然是完整的(de),如今对照来看,与回归的菩萨头像完全对应。这是另一个(yígè)可以印证的证据。
云冈第7窟思惟菩萨(púsà),眼球已经脱落
这是云冈石窟文物回流史中(shǐzhōng)的(de)(de)标志性事件。两年之后,王纯杰再次巧遇一件云冈雕像,这是一件头戴鲜卑帽的人物头部。云冈造像中的鲜卑形象,大多出现在供养人行列,第7窟后室东壁原有两尊(liǎngzūn)并肩而立的鲜卑装人物像,但其中一尊头部残缺,而剩下的一尊面相与王纯杰捐赠(juānzèng)的头像近乎“孪生兄弟”。这件回流文物也顺利找到了归宿。
“非常幸运,王纯杰先生捐赠的两件雕像,盗凿时留下的痕迹都很奇特,越奇特就越能准确复位。”赵昆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其余很多雕像本身(běnshēn)没有太多特征,而且很多雕像遭盗凿后,又被二次修饰砍削(kǎnxuē)过,丢失了(le)很多有价值的信息(xìnxī),使得复位十分困难。
迄今为止(qìjīnwéizhǐ),包括史克门捐赠的佛眼和王纯杰捐赠的两件造像在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流失海外的文物(wénwù)回归云冈(yúngāng)。赵昆雨曾全面调查过(guò)海外云冈流失文物,共计100余件。他比对百年前(qián)海外出版的云冈盗凿前的图录,再观察云冈石窟的文物现状,试图将流失文物一一复位(fùwèi),“现已掌握了30多件流失造像的原始位置”。复位是最雄辩(xióngbiàn)的证据,证明流失文物的归属。“每一件(měiyījiàn)被盗造像都是云冈失散在外的孩子。那些年究竟走丢了多少孩子,他们都在哪儿,现在还好吗?这些信息一定要掌握。”他说。
云冈(yúngāng)文物的流失始于20世纪初,尤其是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进入云冈大量拍摄,随后出版《北中国考古图录》,向世人首次公开展示云冈石窟精美(jīngměi)的雕刻艺术。云冈石窟开始享誉世界,也开启(kāiqǐ)了被盗(bèidào)凿的厄运,尤以1918年至1929年间最为猖獗,云冈文物主要(zhǔyào)流布于日、法、美、德等国。
历史上(shàng)流失文物(wénwù)追索是国际性难题,至今仍争论不休。每隔几年,拍卖行都有(yǒu)云冈文物上拍,常常引来谴责(qiǎnzé)。“我们对此也爱莫能助。”赵昆雨说,流失日本的云冈文物约占流失文物总数的65%,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正关注日本有关慈善机构,期望今后能促成日本私人藏家(cángjiā)手里的一些云冈文物回归。
对于散落民间(mínjiān)的云冈(yúngāng)文物(wénwù),这次意外的疑似佛眼回归,是一次良性示范。“民间可能有一些(yīxiē)小的构件,比如造像的一只耳朵、手指,孤立地看已经很难分辨是什么、属于哪里。我们希望通过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保护基金会这一新途径,让散落于民间的云冈文物找到回家的路,挽救那些走丢的‘孩子’。”赵昆雨说。
“实际上,如同圆明园兽首所呈现的(de),文物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物质形态,更在于其(qí)承载的历史(lìshǐ)内涵与文化价值。”对于云冈文物回归的意义,詹长法评价道。

近日,因水位下降,四川(sìchuān)安岳书房坝(bà)水库的水下佛像和石狮露出重现,这一“水下佛国”再度引起网友关注。
6月19日,红星新闻记者实地探访了解到,这一“水下佛国”在2020年被外界知晓后开始“走红”。当地(dāngdì)文保员邓永福表示,自1974年水库蓄水以来,佛济寺被水淹没的摩崖造像几乎每年(měinián)都会露出(lùchū)佛头,连同地势更低的石狮完整(wánzhěng)露出也出现(chūxiàn)过10多个年份,每年露出时间有两三个月。2020年以来,有三年完整露出。

▲枯水季节露出的(de)佛济寺摩崖造像
对于露出水面的佛像和石狮,安岳石窟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专家建议(zhuānjiājiànyì)不破坏原貌,实行水下保护(bǎohù)。露出水面的时段,要禁止烧香拜佛(shāoxiāngbàifó),并设立文保员。
半世纪前水库蓄水枯水期(kūshuǐqī)佛头会露出
佛济寺摩崖造像在2012年被确定(quèdìng)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76岁的邓永福是(shì)此处的文保员,也是当地居民。
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书房坝水库在1974年蓄水后,佛济寺的(de)(de)一对石狮和(hé)一块巨石上的摩崖造像便淹没在水中。但几乎每年(měinián)枯水季节,摩崖造像的佛头都会露出水面。遇到干旱年份,被淹没的摩崖造像会完整露出,地势更低的一对石狮也会露出。

▲枯水季节露出的佛济寺(fújìsì)摩崖造像
“(被淹的(de)摩崖造像和石狮)有10多年完整露出(lùchū)过,每年露出两三个月,涨水后又会(huì)被淹。”邓永福还说,2020年以来,被淹的摩崖造像和石狮几乎每年都会露出,其中有三年完整露出。因为(yīnwèi)近几年受到外界关注,每年枯水季节,都会有游客前来游玩。

▲枯水季节(jìjié)露出的佛济寺摩崖造像
据了解(liǎojiě),安岳石窟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宋,现存(xiàncún)230余处10万余尊摩崖造像,享有“中国石刻之乡”的美誉。
今年(jīnnián)石狮和20多个佛像完整露出,
专家建议不(bù)破坏原貌,实行水下保护
6月19日,红星新闻记者在佛济寺摩崖造像(zàoxiàng)现场看到(kàndào),石狮和一块巨石四周雕刻的20多个佛像在今年完整露出,“捧绣球”的石狮在水库(shuǐkù)边相视而坐,仿佛(fǎngfú)在对话一般,巨石四周的佛像各不相同,刻得栩栩如生。在地势更高的崖壁上,还有部分常年可见的摩崖造像。

▲枯水季节露出的石狮(shíshī)
据安岳官方2020年发布的消息,书房坝水库始建于(yú)上世纪70年代,汇水面积130多平方公里。水库建成(jiànchéng)后,分布在水域(shuǐyù)边上的佛像有的被(bèi)(bèi)淹没在水中。其中,历史悠久的圣灯寺被淹没,数以千计的佛像溺于水中,罗汉寺、佛济寺被部分淹没。枯水季节常有佛像露出水面,有的则永远藏于水下。
2020年,书房坝(bà)水库“水下佛国”之所以引发(yǐnfā)关注,源于罗汉(luóhàn)寺、佛济寺摩崖造像“重见天日”。其中,佛济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29个、造像69尊(zūn)、石塔(shítǎ)1座、碑刻题记4通,石窟开凿(kāizáo)于清代,造像内容以罗汉、十菩萨、七佛、天王、弥勒佛等为主。罗汉寺摩崖造像共有龛窟43个、造像155尊、浮雕石塔3座、题记9通,石窟开凿于唐代,宋代续有雕刻。
6月19日,安岳石窟研究院(yánjiūyuàn)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尤其是最近几年,佛济寺和罗汉寺在枯水(kūshuǐ)季会露出水面。为此,专家建议,不破坏原貌,实行水下保护。露出水面的时段,要禁止烧香拜佛,并设立(shèlì)文保(wénbǎo)员。目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济寺有一名专门的文保员,文物点罗汉寺有一名当地(dì)自发的管理员。此外,现场还安装了监控等设施,通过(tōngguò)“人防、技防、犬防”以加强保护。此外,为更好(gènghǎo)地保护这些文物,他们还会考虑现场环境整治等。
云冈石窟遗失百年(bǎinián)的"佛眼"回归:系男子在地摊上偶遇
一枚流散百年(bǎinián)的疑似佛眼,前不久回归云冈石窟。
这枚表面覆盖黑釉的陶制眼球,至今光可鉴人,与(yǔ)云冈石窟中仍保留在(zài)原位的陶眼酷似。
这枚陶制眼球的捐赠者为太原市民田亦军。2006年,田亦军在大同体育场外围路边的古玩地摊上偶遇这件黑色的陶器,卖主也不(bù)知道这是(zhèshì)何物。田亦军对(duì)古瓷器有所了解,但(dàn)从未见过这种器型,出于好奇便买了回去。
直到(zhídào)近(jìn)20年后,田亦军偶然见到一张照片,发现照片中藏于日本京都大学(rìběnjīngdūdàxué)人文科学研究所(yánjiūsuǒ)的云冈第8窟陶眼,与自己多年前购藏的陶器极其相似,便主动联系云冈研究院。如果确认是云冈石窟的佛眼,他表示愿意无偿捐赠。
今年3月,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云冈石窟博物馆原馆长(guǎnzhǎng)赵昆雨受托赴(fù)田亦军家中见到陶眼,并带回大同开展鉴定。
围绕这件陶眼身份的(de)鉴定,以及更多云冈陶眼的下落之谜,还有很多值得(zhíde)探讨的问题。

云冈第19窟佛像(fóxiàng),双目眼球都已脱落 本文图/赵昆雨供图
佛眼争议:是辽金(liáojīn)文物,还是瓷拍子?
云冈佛眼(fúyǎn)回归信息披露后,一些网民提出疑义,有人认为这件陶器酷似瓷拍子。瓷拍子是制作陶器时,用于拍打陶器表面(biǎomiàn)的工具。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在鉴定工作开展之初就已列入考虑范畴。赵昆雨对《中国(zhōngguó)新闻周刊》说,这件陶器抵达云冈后,经过了专家反复论证,首先(shǒuxiān)考虑到的(de)可能性,就是研磨器或者瓷拍子。瓷拍子通常(tōngcháng)表面较平整,而这件器物明显呈凸起的球状,表面釉色细腻,光可鉴人。
至于研磨(yánmó)器的(de)猜想,为了达到研磨效果,研磨器一般都制成碾盘般的粗齿面,这件(zhèjiàn)陶器表面也并无研磨痕迹。而且器物来自大同地区,专家的意见倾向于佛眼,但也不排除其他功用。
“为(wèi)什么呢?因为不同于其他可供比对的陶瓷器,陶眼之器,典型性特质很少,可参照的案例(ànlì)又严重匮乏。”赵昆雨说,近些年,云冈(yúngāng)研究院致力于对流失造像进行深入调查(shēnrùdiàochá)与追踪,“这件器物如果确系云冈佛眼,那就万幸,我们争取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不是,也为今后(jīnhòu)研究造像眼球提供了借鉴。文物鉴定本身,需要不停地论证”。
中国文化遗产(yíchǎn)研究院原副院长、二级研究员詹长法曾主持多项国家石质及石窟遗产保护研究与修复工程项目,他对(duì)《中国新闻周刊(xīnwénzhōukān)》说,鉴定陶眼归属,需要综合艺术风格、材质工艺、考古学及科技手段分析(fēnxī)。

近日(jìnrì)回归云冈石窟的疑似陶眼
比如艺术风格方面,可以根据云冈石窟(shíkū)佛像细长眼型特征、不同时代造像风格特征,对比陶眼的艺术风格来判断。材质工艺方面,石窟佛像材质具有地域特征,疑似眼珠若材质成分与(yǔ)特定(tèdìng)石窟一致,或(huò)含相同的特殊添加剂,可作为鉴定依据;眼珠彩绘风格或雕刻细节若与特定石窟工艺吻合(wěnhé),也可溯源关联性。
一些考古学和科技分析手段,也可以派上用场。詹长法说,通过光谱和质谱分析,可以对佛眼的(de)材质成分(chéngfèn)进行详细研究,将这些分析结果与石窟佛像材质数据库进行比对,可以增强关联性判定。2022年,龙门石窟修缮中,考古人员在(zài)卢舍那大佛(dàfú)右侧胁侍普贤菩萨造像的眼睛(yǎnjīng)里,发现了成分为二氧化硅和铅的琉璃眼珠,经鉴定,其成分与古代琉璃一致。石窟造像中保存(bǎocún)大块片状唐代琉璃实物,实属罕见。
陶眼体形都不大,并不昂贵,却为造像赋予灵性的(de)神采。
云冈石窟博物馆里收藏着数枚陶眼,这些陶眼形状、尺寸各异,主要有蘑菇形和圆锥形两种。其中(qízhōng)最大一枚呈圆锥形,直径11.5厘米(límǐ),高14.4厘米。此次(cǐcì)发现的疑似陶眼高7厘米,头部(tóubù)呈半珠状,直径10厘米,尾部为直径4.5厘米的平底,约一斤重。
北魏时期,云冈石窟造像(zàoxiàng)都是纯石雕的细眉长目,为造像额外安装眼球,是在辽金至晚清时期。据统计,云冈石窟共有16个(gè)洞窟计76件(jiàn)造像加装过眼球,涉及佛像、菩萨、供养天、力士等雕像,今存者(jīncúnzhě)仅剩10余件(yújiàn)。从残迹看,当时嵌入石雕部分的眼球球柄,有漏斗形,也有平底状。
詹长法说(shuō),在“凉州(liángzhōu)模式”和“云冈(yúngāng)模式”影响(yǐngxiǎng)下建造的石窟,如敦煌、龙门等石窟,北朝及之前通常不嵌入眼珠,而是通过刻制或彩饰表现眼部。到宋金时期,介休窑、鹤壁窑等著名窑场制作(zhìzuò)过半球形的陶质“摩尼珠”,或许曾被用作佛眼。敦煌石窟装配眼珠的造像,普遍为清代重塑的像;响堂山石窟未见辽金装配佛眼的明确记载;天龙山(tiānlóngshān)石窟现存资料仅记载佛眼遭窃,未说明装配技术。

现藏于(xiàncángy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云冈第8窟陶眼
“云冈石窟是当前仅有确凿证据(quèzáozhèngjù)显示(xiǎnshì),在(zài)辽金时期广泛配置佛眼的石窟寺院。其余石窟寺院或因史料缺乏记载,或因考古发掘不充分,未找到相近举措。”詹长法说,这一现象与辽金政权对云冈石窟的特殊重视,以及佛教艺术在当地的发展密切相关,进一步凸显了云冈在辽金时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zhōngxīn)的重要地位(dìwèi)。
在石头上钻孔安眼球(yǎnqiú),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辽金时期安装(ānzhuāng)眼球工程,与佛教艺术的进步、琉璃工艺的完善以及对佛像灵性象征的注重紧密关联。詹长法说(shuō),当时的匠人在承袭北魏风格的同时,结合了辽金本土美学,特别强调(tèbiéqiángdiào)佛像装饰性与灵性的呈现。
多年以来,在(zài)各类纷繁紧迫(jǐnpò)、千头万绪的文物保护工作之中(zhīzhōng),陶眼尚未上升为一个受关注的议题。“对佛眼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赵昆雨说。
1992年至1993年,在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发掘时,一枚指甲盖(zhǐjiǎgài)大小的佛眼从辽金地层中出土(chūtǔ)。这是迄今唯一一枚真正意义上出自云冈石窟的辽金时代陶眼(táoyǎn),因而没有任何疑义。
这枚陶眼有可能是自然(zìrán)脱落(tuōluò)的。詹长法说,在石刻雕像上安装眼球,需要使用到榫卯和粘接技术,比较难保存,年代一久(jiǔ)容易脱落。因而石窟寺中现存佛眼实例较少,多见于寺院木刻的彩塑造像。
除了(chúle)自然脱落,也有人为破坏的可能。20世纪(shìjì)初,云冈石窟经历了至暗年代,外国不法文物商贩勾结村民,大肆盗凿(dàozáo)云冈雕像,一些造像的眼睛本属后世附装物,极易盗取,所以惨遭厄运。然而(ránér),文物商贩感兴趣的是有艺术造型的雕像,对这些(zhèxiē)光秃秃的眼球并无兴趣,既然(jìrán)没有流通价值,带不来收益(shōuyì),盗凿者多将眼球随手遗弃,仅个别或散落民间。久而久之,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了。这就是云冈佛眼尽管失落那么多,存世者却一目难求的原因。
如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保存着两枚云冈佛眼,均(jūn)“采集”自第8窟内,其中一件(yījiàn)高7.2厘米,直径7.0厘米,原为第8窟北壁上层(shàngcéng)中央倚坐佛的眼珠。2006年,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zài)其《云冈石窟遗物篇(piān)——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一书中(yīshūzhōng)首次披露了这个信息。这是迄今所知仅有的两件散落海外的云冈陶眼。
而很长一段时期,在云冈石窟之外,只有一枚云冈佛眼曾经现身。1985年,云冈石窟迎来这枚重要佛眼的(de)回归(huíguī)。
“送上(sòngshàng)云冈石佛陶眼一件。”当年年初,考古学家、北大考古学系教授(jiàoshòu)宿白给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吕济民致信,开头如此(cǐ)(rúcǐ)写道。宿白在信中介绍:“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但现知(xiànzhī)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
史协和即美国知名博物馆人士(rénshì)史克门,担任(dānrèn)过纳尔逊(nàěrxùn)-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25年。20世纪30年代,史克门在中国留学时,兼职(jiānzhí)为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采购中国艺术品,该馆所藏7000余件中国艺术藏品,一大半由他收集(shōují)采购,包括龙门宾阳中洞最著名的《皇后礼佛图》等绝世珍品。1932年,史克门来到云冈石窟,当时云冈已经警戒(jǐngjiè)严格,盗凿行为受到严格管控,他只从村民手中购得(gòude)了一枚云冈佛眼,花费一块大洋。

河北曲阳北镇定窑遗址(yízhǐ)出土的宋金粗黑釉拍子,即一般所称瓷(cí)拍子,表面平整 图/《文物》杂志
半个多(duō)世纪(shìjì)后,史克门与中国文物界互动频繁,退休后决定捐出这枚佛眼。经由(jīngyóu)宿白牵线搭桥,这枚佛眼回到云冈石窟,至今仍是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的最大一枚陶眼。
这枚陶眼由细腻的胎土烧制而成,大头略凸,圆面,表层涂有厚重的黑釉。烧制时(shí)(shí)留下了近圆形凹坑状疤痕,这是当时将眼球嵌入(qiànrù)眼孔(yǎnkǒng)时,粘接岩石的固定点。为了给这枚佛眼寻找归宿,云冈石窟研究人员研究了全窟眼球空洞的雕像。
赵昆雨说,第19-1窟主尊(kūzhǔzūn)倚坐佛像,高7.75米,双眼球均已失落,留下直径为10—10.5厘米的眼洞,与回归陶眼的尺寸规格基本吻合,可(kě)列为首位排查复位对象。他说,当前3D打印技术十分成熟,只要将此佛眼的复制品打印出来(chūlái),在佛像上进行(jìnxíng)比对,应该很容易(róngyì)准确复位。
复位是一项非常(fēicháng)重要的石窟流失文物研究项目。赵昆雨说,未来希望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能获得支持,启动一项特别行动——对(duì)云冈石窟所有缺失(quēshī)陶眼的部位进行数字扫描,采集其直径、进深、形状等数据信息,对现在犹存(yóucún)的眼球胎土构成进行检测分析、断代(duàndài)。如果再有新的陶眼面世,根据数据库记录的尺寸,就可以(kěyǐ)较快地确定其是否出自云冈,可以复位到哪尊造像上。

云冈第16窟佛像,眼球已经不存(cún)
“复位是最具说服力(shuōfúlì)的。除(chú)此,如果能够运用先进的透视扫描技术手段,探得目前造像眼球嵌入深部的形状是锥形、蘑菇形,或是其他,那就一切(yīqiè)争议都烟消云散了。”他说。
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shānxī)博物院以及(yǐjí)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博物馆里都展陈着回归的(de)云冈文物。赵昆雨(zhàokūnyǔ)觉得,云冈石窟是人类珍贵文化遗产(wénhuàyíchǎn),但其本体是不可移动的文物。这些年,随着一些单体造像的回归,可以让公众有机会在各地博物馆中领略到云冈雕刻的艺术魅力,并借此了解文物流散和回归的故事,完成对云冈石窟历史更完整、更立体的认知。
目前云冈石窟尚未将回归(huíguī)的造像构件回到原位,回到石壁上最初的位置。这是通行做法,回归文物(wénwù)大多收藏于博物馆。已经移位的石质文物回归原位,应该采取何种技术,是否会对现存文物的安全产生影响(yǐngxiǎng),需要仔细研究才能(cáinéng)谨慎实行。
2016年,云冈(yúngāng)石窟来了(le)一位美籍华人,名叫王纯杰,他刚刚向山西博物院捐赠了一件菩萨头像。王纯杰就职于美国(měiguó)佛瑞尔赛克勒美术馆(měishùguǎn),兼任美国一家拍卖行顾问,3年前,他在遴选一场拍卖会拍品时,巧遇一件被藏家标注为云冈第(dì)17窟的菩萨头像。他当即买了下来,阻止了文物再次流散。
王纯杰来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那天,十分熟悉云冈石窟雕像情况的赵昆雨对他说(shuō),这件头像不是第17窟的。王纯杰十分忐忑,以为买错了。赵昆雨带他进入第19窟,指向南壁东龛的一尊残缺的胁侍菩萨(púsà)说,捐赠(juānzèng)的头像属于这尊菩萨。因为雕像头部宝冠的缯带依然保留在石壁上,与头像可以(kěyǐ)“合璧”。王纯杰当即激动不已。
1933年,日本出版发行了山本明《震旦旧迹图汇(云冈石窟)》图集,其中第19窟南壁(kūnánbì)东龛菩萨依然是完整的(de),如今对照来看,与回归的菩萨头像完全对应。这是另一个(yígè)可以印证的证据。

云冈第7窟思惟菩萨(púsà),眼球已经脱落
这是云冈石窟文物回流史中(shǐzhōng)的(de)(de)标志性事件。两年之后,王纯杰再次巧遇一件云冈雕像,这是一件头戴鲜卑帽的人物头部。云冈造像中的鲜卑形象,大多出现在供养人行列,第7窟后室东壁原有两尊(liǎngzūn)并肩而立的鲜卑装人物像,但其中一尊头部残缺,而剩下的一尊面相与王纯杰捐赠(juānzèng)的头像近乎“孪生兄弟”。这件回流文物也顺利找到了归宿。
“非常幸运,王纯杰先生捐赠的两件雕像,盗凿时留下的痕迹都很奇特,越奇特就越能准确复位。”赵昆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其余很多雕像本身(běnshēn)没有太多特征,而且很多雕像遭盗凿后,又被二次修饰砍削(kǎnxuē)过,丢失了(le)很多有价值的信息(xìnxī),使得复位十分困难。
迄今为止(qìjīnwéizhǐ),包括史克门捐赠的佛眼和王纯杰捐赠的两件造像在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流失海外的文物(wénwù)回归云冈(yúngāng)。赵昆雨曾全面调查过(guò)海外云冈流失文物,共计100余件。他比对百年前(qián)海外出版的云冈盗凿前的图录,再观察云冈石窟的文物现状,试图将流失文物一一复位(fùwèi),“现已掌握了30多件流失造像的原始位置”。复位是最雄辩(xióngbiàn)的证据,证明流失文物的归属。“每一件(měiyījiàn)被盗造像都是云冈失散在外的孩子。那些年究竟走丢了多少孩子,他们都在哪儿,现在还好吗?这些信息一定要掌握。”他说。
云冈(yúngāng)文物的流失始于20世纪初,尤其是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进入云冈大量拍摄,随后出版《北中国考古图录》,向世人首次公开展示云冈石窟精美(jīngměi)的雕刻艺术。云冈石窟开始享誉世界,也开启(kāiqǐ)了被盗(bèidào)凿的厄运,尤以1918年至1929年间最为猖獗,云冈文物主要(zhǔyào)流布于日、法、美、德等国。
历史上(shàng)流失文物(wénwù)追索是国际性难题,至今仍争论不休。每隔几年,拍卖行都有(yǒu)云冈文物上拍,常常引来谴责(qiǎnzé)。“我们对此也爱莫能助。”赵昆雨说,流失日本的云冈文物约占流失文物总数的65%,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正关注日本有关慈善机构,期望今后能促成日本私人藏家(cángjiā)手里的一些云冈文物回归。
对于散落民间(mínjiān)的云冈(yúngāng)文物(wénwù),这次意外的疑似佛眼回归,是一次良性示范。“民间可能有一些(yīxiē)小的构件,比如造像的一只耳朵、手指,孤立地看已经很难分辨是什么、属于哪里。我们希望通过云冈石窟(yúngāngshíkū)保护基金会这一新途径,让散落于民间的云冈文物找到回家的路,挽救那些走丢的‘孩子’。”赵昆雨说。
“实际上,如同圆明园兽首所呈现的(de),文物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物质形态,更在于其(qí)承载的历史(lìshǐ)内涵与文化价值。”对于云冈文物回归的意义,詹长法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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